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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俊: 孙中山思想与中华民族的复兴
嘉宾简介:刘源俊,上海青浦人,出生于云南昆明,65岁。台湾大学理学士(1966),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博士(1972)。在东吴大学物理学系任教已39年。现任东吴大学专任教授、台北市科学出版事业基金会董事长、台北欧洲学校基金会董事。曾任东吴大学物理学系主任、理学院院长、教务长(1972-1976)、校长(1996-2004);台北市立教育大学校长(2006-2008)。参与发起《科学月刊》(已逾四十年历史),曾任总编辑、社长、理事长。研究专长为物理教育、教育理念与制度、文化发展和高等教育行政。
 
  记 者:刘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今年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请您谈谈孙中山思想对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些作用和影响好么?
  刘源俊:好的。我的这次论文,着重谈了孙文思想。孙文是孙中山的本名,中山是他在日本的化名。他所讲三民主义的“三民”次序是“民族”、“民权”、“民生”,是与西方的“民有”、“民治”、“民享”相对应的。但他很重视实践程序,他的《建国大纲》将民国的建国分为三个时期──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所以他是认为,国家复兴应当先重视民族,其次是民生,最后是民权。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民族精神与文化复兴,民生主义的核心是物质建设与教育,民权主义则是建立主权,让人民当家做主。军政时期着重的当是民族主义;训政时期当并重民族主义与民生主义;到宪政时期才兼顾民权主义。这些道理,孙文来不及讲清楚就于1925年逝世了。
  孙文把中国的儒家思想与西方的基督思想相融合,构成了他的中心思想。可归纳为公、义、新、中、和还有平。“公”显示在天下为公、博爱这些主张;“义”显示在大无畏的勇气上;“新”显示在学说的创新发明上;“中”显示既不保守也不偏激的行事中道;“和”指存小异求大同的气度;“平”指所追求的目标。孙文于民国十三年一月廿七日开始重讲三民主义,三月讲完民族主义六讲,到八月二十四日又完成民权主义六讲与民生主义四讲。他主张的“民族、民权、民生”涵盖了各类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以及当时欧洲的各种政治制度。
  下面分别论述一下民族、民权和民生三个主义。
  民族主义与民族复兴
  先说民族主义。在民族主义中,孙文说到要恢复民族的地位,必须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恢复固有的智识──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政治哲学,恢复固有的能力──发明的能力,还要学欧美的长处。
  如今中华民族已经摆脱了列强种种政治的、经济的压迫,而站起来了。就科学发明与部分人的生活水准言,中华民族的确已经迎头赶上欧美先进国家,然而就恢复固有道德与智识言,则显然仍须努力。若用来检验海峡两岸民众与大部分的政治作为,我们会大失所望。对于中华固有的优秀文化,许多知识分子曾经唾弃,多数国民则是茫然无知。
  我们不能不佩服孙文在当时知识界普遍主张全面西化或苏俄化的气氛下,对固有文化维持坚定的信心。他博览西书,当深知中华固有文化并不足以应付变化的世局;但他却清楚:第一,中华文化是不能抛弃的根本,本立而道生;第二,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之类,是必须而可以生长在中华文化根干上的新枝叶。如果没有道德作基础,民生主义与民权主义都会落空──堕落为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与哗众媚俗的选票主义。还有,即使中华民族强盛了,但若缺乏道德与智识,仍然不能受到世界上普遍的尊敬;换言之,还是等于没有恢复民族的地位。
  民族主义第三讲中还有一段话发人深省,那就是他提到:必须先恢复民族主义才可以谈世界主义。世界主义就是中国二千多年以前所讲的天下主义。第六讲又讲到,中国恢复头等民族地位后要“济弱扶倾”,对于弱小的民族要扶持,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用固有的和平道德作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才是我们民族主义的真精神。孙文早就指出示了中国人应该努力的方向,也就是要扶植第三世界。社会学家费孝通近年来也在提倡“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与孙先生的思想是相似的。
  民生主义与民族复兴
  次谈民生主义。孙文在民生主义第一讲中说社会问题就是民生问题,所以民生主义,便可说是社会主义的本题。他又反驳马克思所发明的“物质是历史的重心”说,认为民生是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是历史的重心。当孙先生说到“殊不知,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时,他是在说:共产主义不过是社会主义的一种,而“民生”这名词则经“详细研究,反覆思惟”,“较之用‘社会’或‘共产’等名词为适当,而又切实又明了”,“不是像时髦学者所说的人云亦云。”
  进一步看,则民生主义中所说的“节制私人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更有其时代意义。孙文说节制私人资本,并不是反对私人资本,只是要节制,防止贫富差距过大;他说发达国家资本则是为避免私人垄断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企业,也并非纵容办理缺乏效率而冗员充斥的国营事业。以现代的语言说,发达国家资本应是“企业化经营公有事业”。
  近年来海峡两岸的贫富都愈见悬殊,城乡差距在扩大,后果堪虑。中国要进一步发展经济,维系社会公义,所应该采的路线应该就是民生主义。
  民权主义与民族复兴
  再谈民权主义。在民权主义第二讲中,孙文将democracy 译为民权,认为自由、平等、博爱是根据于民权。他不用一般习用的“民主”一词,也不直译为“民治”,而用“民权”一词,是有深意的。他显然意识到“民主”一词会有误导作用,“民治”也不可能。他说:“什么是权呢?权就是力量,就是威势。……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然民权不是天赋的,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出来的;换言之,是革命争来的。对照民权主义第五讲中他所发明的权能分开理论,可以知道,孙先生所说的民权不同于西方人所说的democracy,也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涵盖了民有、民监、民享的好几层意义。
  孙文说“国家的政治,根本上是要人民有权,至于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于有能力的专门家”。他依据权能分开理论设计五权宪法,其精神,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人民监理和政府治理相辅相成。孙文说到人民的政权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当时想到的似乎只是直接监理权,在他身后的制宪过程中则发展出透过国民大会而行的间接监理权。
  在民权主义第二讲中,孙文以一片散沙作比喻来说明其实中国人本有充分的自由,自由太多。自由一词的原义其实是解除、免于──免于奴役、免于饥饿、免于束缚等等。孙文引弥勒氏的话说“一个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范围”。中国人原本各行其是,在引进西方的自由后,更加无公德心了,更成了一盘散沙。孙文有鉴于此,于是说“外国革命的方法是争自由,中国革命便不能说是争自由”,“法国革命的口号,是用自由平等博爱。我们的口号,是用民族民权民生”。
  孙文用民权涵括了自由,也是经过深思的;他说“成一片散沙,是不好的事,我们趁早就要掺加水和士敏土,要那些散沙和士敏土,彼此结合……,变成很坚固的团体。”他的意思,应该是指法治的重要。
  记 者:好的,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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